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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生百态中诠释基层治理——《县委大院》为现实题材增添新的“打开方式”******

　　光明日报记者 牛梦笛 光明日报通讯员 孙小雪

　　近日，温暖现实主义题材剧《县委大院》在央视一套首轮播出收官。据“中国视听大数据”（CVB）统计，该剧每集平均收视率1.944%。该剧从“基层治理”的角度切入，让观众在一幕幕烟火日常和民生百态中领略县委大院生动的故事，不少观众直呼“追剧追出上班的感觉”，年轻观众组团探讨“考公的尽头”。

　　《县委大院》何以掀起如此热闹的追剧潮？该剧由“大处着眼、小处着手”，展现基层干部和群众携手共建家园的群像故事，以潜移默化、共情共勉的方式传递上下一心的精神风貌，为现实题材增添新的“打开方式”。

　　立足现实，多维度描绘基层群像

　　在《县委大院》生动的故事之下，是丰富立体的群像。从剧集“共建光明”版海报中可以窥见一隅：梅晓歌、艾鲜枝等领导现场指挥，基层干部群众齐心协力添砖加瓦，一幅充满温暖现实主义的基层干群全景图就此定格。《县委大院》从不同性格特点的光明县干部群众出发，讲述了县乡一线机关的工作和生活日常，折射出新时代基层干部为人民幸福生活奋斗的美好愿景，引发广大观众的共鸣。

　　作为一部群像戏，《县委大院》细腻地刻画了众多人物的性格，无论是干部还是群众，都是多维度、立体化的。《县委大院》的编剧王小枪为积累创作素材，挂职担任副县长六个月，这段切身经历为塑造生动立体的人物形象提供了扎实的基础。审慎坚定的梅晓歌，雷厉风行的艾鲜枝，淳朴真诚的林志为……众多栩栩如生的角色让观众印象深刻：干练的梅晓歌因财政紧张，会“腆着脸面”向其他县借钱；行事一板一眼的吕青山被钉子户引到现场，也会开始好言相商；开发商郑总听说居民拆迁变卦，被训之后强颜欢笑撇清关系。剧中的每个人物都有着普通人的真实一面：有进退两难时候的迷茫，也有焦头烂额的疲惫，因此造就了每个角色鲜活生动、充满记忆点的性格特点，一幅鲜活的基层群像便就此展开。

　　王小枪表示，这部剧的故事和人物都是虚构的，但是这些虚构人物背后的温度和质感都是真实的。“现实题材作品，细节的真实感是第一道关”。《县委大院》通过平凡人的视角，让观众看见光明县“真实”的行政生态圈，从而得以窥见大时代背景下千千万万个基层干部。

　　聚焦一线，以小见大彰显基层治理价值

　　用小人物折射大时代，以小切口讲述大主题，细小的工作事件逐渐剖析出县委大院的各个层面：工厂生产环境考察、老城区的拆迁与重建，以及群众的突然上访，县委大院中的工作实则是一系列关乎光明县生存发展的大事，对应着基层治理中的难点、痛点、破局点。比如，为了优化营商环境，梅晓歌“明察暗访”后让羊汤店老板帮忙发起座谈会，面对面接受商家老板吐槽和抱怨。问题浮出水面，困难逐一解决。在故事推进的过程中，剧情将一个个散点编织成线、成网，可视可感的基层治理图鉴一点点铺就出来。

　　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张德祥认为：“主创注目于基层，基层遇到的涉及社会发展与群众切身利益的环节，基层干部的作风与作为都得到了充分的表现，对当下的基层工作有一定的示范和启发效应。”《县委大院》对不同层级干部的执政理念、工作作风描绘得细腻真实。特别是在推进拆迁、环保、医改等重点工作中，更是将各级领导干部的政绩观、党员群众的价值观和企业老板的利益观刻画得入木三分。《县委大院》里，基层干部一边担起省市拟定的发展任务，一边着手基层治理的棘手难题，而这些困境也正是基层工作千头万绪的浓缩，透过《县委大院》整个剧情的故事脉络，观众看到了基层社会治理工作中各个系统的一个个缩影。

　　基层社会治理是一项庞大的系统性工程，虽然一部电视剧难以概括完基层社会治理所面临的所有现实困境，但由此带来的基层社会治理工作的未竟之问却值得深思。借由这部电视剧，更多人把目光投向县域，拓展和深化了普通人对县域治理的认识和理解。

　　《县委大院》“以小见大”，对县域治理结构、县域基层生态进行呈现，带领广大观众走近了这看似遥远却与国计民生息息相关的基层话题。《县委大院》真正做到了扎根现实，融合生活化场景和细节，赋予角色烟火气，以光明县辐射基层百态，这种从“个体”到“时代”的格局层次，也让该剧成为现实题材中颇具代表性的力作。

　　以人为本搭建共情桥梁，全民关注引热议

　　虽然《县委大院》是以光明县作为“基础坐标”，但许多观众觉得，“剧情好像能‘辐射’到自己的生活”。基层工作桩桩件件，怎么呈现才能真实且生动，让观众有代入感？《县委大院》给出了答案：通过渲染最易共情的情感，把看似零散却悉数归于基层治理中的典型难题拍“活”。

　　在个性鲜明的人物群像、层层推进的基层治理日常之外，真实生动的人情往来是《县委大院》的一大看点。正如中国传媒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、教授陈友军所言：“县委大院生动塑造了致力于乡村绿色发展、为民生奔忙的基层干部形象，主创没有将他们视为图解政策的符号，而是写出了他们的喜怒哀乐。”如迁坟事件不被理解，作为干部的郝东风动之以情、晓之以理，得到奶奶的理解。剧中描绘的这些人际交往的故事，无不是基层干部间为了人民的美好生活互相支持、彼此成就的印证，也因此打动观众。

　　《县委大院》将目光聚焦在光明县的基层工作，真正折射出基层治理的多样内涵：一个多方人员沟通的场域，一个家庭式的集体和一群有人情味的基层干部。观众体验的真实生活是什么样，故事情节发展就是什么样，如此一来，观众在看剧的时候更有代入感，也能够更深层次地了解基层干部的真实工作状态。

　　“县一级阵地，必须由心中有党、对党忠诚的人坚守”，这是剧集开篇的一句台词，更是国家对“县委大院”的具体要求。如今，《县委大院》首轮收官，但该剧的价值释放并没有就此止步。其中，将镜头聚焦真实个体描绘基层群像，以人为本搭建共情桥梁的现实主义创作手法值得借鉴，为今后现实题材作品带来更多思考。

　　《光明日报》（ 2023年01月09日 09版）

对街上公众人物可以“随手拍”吗？专家解读******

　　对街上公众人物可以“随手拍”吗？

　　专家：发生纠纷应当依法协商解决

　　● 王某某在上海打人事件引发社会高度关注。不少人在谴责暴力的同时，也在深入探讨隐私权的问题——随着自媒体、短视频平台的兴起，日常生活中，“随手拍”、街拍现象已极为常见，不仅是公众人物，连普通人都可能成为被拍摄对象，其中的法律界限在哪里

　　● 相对于普通人而言，公众人物、艺人的隐私权或肖像权受到一些限制。如果其行程已经对外公布，且拍摄场合属于公共场合，拍摄不构成侵权；而如果其行程并未对外公布，甚至采取了严格的保密措施，且拍摄场合在家中、私人场所等，则属于侵犯隐私权及肖像权

　　● 未经被拍摄者同意的拍摄行为，涉嫌侵犯被拍摄者的肖像权，照片在网络平台上传播，也有可能导致被拍摄者名誉权受损，随手拍、街拍现象亟待法律规制。一旦发生侵权纠纷，被偷拍者可以追究网络平台的责任，平台赔偿之后可以向发布者追偿

　　□ 本报记者 　 韩丹东

　　□ 本报实习生 王意天

　　近日，王某某在上海打人事件引发社会高度关注，相关报道多次冲上热搜榜。

　　1月12日，上海静安警方发布通报，11日4时许接报南京西路一商务楼门口有人被打。经查，王某某等人误以为在路边候车的陈某某对其拍照，遂要求陈某某不要拍摄，陈某某称未拍摄，双方发生争吵。王某某等人对陈某某进行殴打。经司法鉴定，陈某某综合评定为轻微伤。

　　随后，有媒体证实打人者为知名公众人物王某某。

　　不少人在谴责暴力的同时，也在深入探讨隐私权的问题——随着自媒体、短视频平台的兴起，日常生活中，“随手拍”、街拍现象已极为常见，不仅是公众人物，连普通人都可能成为被拍摄对象，其中的法律界限在哪里？

　　多位专家接受《法治日报》记者采访时说，未经被拍摄者同意的拍摄行为，涉嫌侵犯被拍摄者的肖像权，照片在网络平台中传播，也有可能导致被拍摄者名誉权受损，“随手拍”、街拍现象亟待法律规制。遇到未经允许的拍摄行为，应当依法协商解决，而不是依靠暴力。

　　偷拍行为屡见不鲜

　　隐私权边界须界定

　　记者注意到，王某某打人事件曝光后，网上有不同的声音：有网友猜测，拍照的说不定是狗仔，狗仔盯着拍照很烦人，活该挨打；也有网友认为，王某某是公众人物，哪怕当时真被拍了，也应该有被拍的容忍度。

　　实际上，公众人物、艺人等因被拍而引发的纠纷屡见不鲜。

　　同样在1月12日，博主刘某某在其社交平台晒出了王姓知名艺人的视频，并发文“这回被他发现了，对不住了，下回我会藏好点”。后续两人发生纠纷，刘某某称自己险些被打。事情一出即登上热搜榜，引来网友热议。

　　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，公众人物、艺人的生活越发透明，一些粉丝也热衷于挖掘他们幕后的点滴生活。无论是在机场，还是在逛街吃饭，公众人物、艺人的周围总会时不时亮起闪光灯。甚至有粉丝潜入到公众人物、艺人居住的小区，偷拍其生活照，严重影响公众人物、艺人的正常生活。

　　那么，到底能不能“随手拍”公众人物、艺人？公众人物、艺人的隐私权边界是否与普通人不同呢？

　　“相对于普通人而言，公众人物、艺人的隐私权或肖像权受到一些限制，‘随手拍’是否侵权则需要结合具体情况进行判断。”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赵占领说，如果其行程已经对外公布，且拍摄场合属于公共场合，这种情况下的拍摄不构成侵权；而如果其行程并未对外公布，甚至采取了严格的保密措施，且拍摄场合在家中、私人场所等非公共场合，则偷拍行为属于侵犯隐私权及肖像权的行为。

　　公众人物、艺人一旦发现自己被偷拍时，往往会采取行动制止粉丝、狗仔的拍摄行为，并要求其删除拍摄的照片。

　　对此，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冯晓青分析说，从法律上讲，公众人物、艺人与普通人法律地位相同，同样有权禁止他人偷拍。但最终应以偷拍者用途判断，若偷拍之后纯粹用于个人欣赏或是在家庭、朋友小范围内传播，被偷拍人难以知晓，无须承担侵权责任；若是将照片公开或是用于商业目的，甚至用于不当场合且造成严重后果，应当承担法律责任。

　　北京韬安律师事务所律师段英子说，由于公众人物、艺人工作和生活的性质比较特殊，并且要考虑社会公众的知情权等因素，学理观点和司法裁判观点通常都认为公众人物、艺人对自己的一些权利内容受到损害应该有一定的容忍度。至于“容忍度”的边界问题，需要考虑社会普遍公认的道德标准，即不能无底线地损害其基本的人格权。

　　如果被发现偷拍，公众人物、艺人该如何制止呢？

　　段英子说，偷拍、街拍纠纷一般都在现场发生，难以照本宣科地建议被侵权者向法院寻求救济，如果采取私力救济，双方也应当友好沟通，控制好“度”，避免纠纷升级。

　　街拍暗含法律风险

　　随意拍摄可能侵权

　　在生活中，不仅仅是明星大腕，人人都可能成为被拍摄对象。当下街拍流行，“摄影师”只需拉近镜头，按下快门，一张人物特写的街拍就完成了。其中，很多照片并未经过被拍摄者的同意，其肖像就被定格在照片中，随后被上传到网上。

　　甚至有人假借街拍之名，行不法之实。去年1月，四川成都一男子在公共厕所对女性进行偷拍，被周围热心市民发现并当场制伏。经民警询问，该男子对上述违法事实供认不讳，最终被行政拘留5日。

　　冯晓青说，偷拍毫无疑问属于违法行为，无论是民法典中对隐私权的保护，还是个人信息保护法中的相关规定，未经允许偷拍他人，甚至将偷拍获得的照片进行扩散，都是侵犯他人隐私权的表现。我国刑法还规定了非法使用窃听、窃照专用器材罪，对造成严重后果的情形作出了规定。其中，窃照(即偷拍)造成严重后果的，可判处两年以下有期徒刑。

　　“无论是街拍还是偷拍，如果是对人物肖像的拍摄，都会涉及被拍摄者的肖像权。根据民法典规定，未经肖像权人同意，不得制作、使用、公开肖像权人的肖像，肖像作品权利人(就街拍的情形而言通常是指摄影者)不得以发表、复制、发行、出租、展览等方式使用或者公开肖像权人的肖像。”段英子说。

　　段英子进一步分析说，如果拍摄的内容或者拍摄手法比较特殊，例如拍摄他人在住宅、宾馆房间等私密空间的私密活动，拍摄他人身体的私密部位等，根据民法典规定，可能侵犯被拍摄者的隐私权。比较恶劣的行为，还有可能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甚至触犯刑法。

　　“在未经被拍摄者允许的情况下不能随意拍摄，更不能随意发布，因为偷拍行为通常侵犯了被拍摄者的生活安宁权以及肖像权。”赵占领说，如使用目的为展示特定公共环境，不可避免地拍摄了他人的肖像，但未把他人肖像作为画面主体进行展示，未暴露他人隐私的，不涉及侵犯他人肖像权和隐私权。

　　未经允许传播照片

　　平台可被追究责任

　　在拍摄过程中，一些“摄影师”喜欢将人们最真实、最自然的状态记录下来，而要展现这种状态的前提，则需要被拍摄者没有意识到自己正在被拍摄，由此产生了特有的街拍分支，但拍摄过程中也可能产生各种误会。

　　来自上海市徐汇区的摄影爱好者小曾回忆说，有一次拍摄一位小吃摊老板认真工作的样子，对方发现他在拍照后，急忙收拾摊位，头也不回地跑掉了，正在制作的食物也都被打翻在地。事后小曾找到这位摊主，表示自己只是觉得画面很美，就给拍了下来，而摊主则以为小曾是执法人员，要拍照留证扣留摊位，这才产生了误会。

　　“后来，我每次拍摄前，都会征求被拍摄者的同意。”小曾说。

　　江苏省无锡市居民小李向记者介绍了她的“遭遇”：去年4月，她在刷朋友圈时发现自己的照片成了别人的头像，并且连自己走路时的照片也被人发到了聊天交友网站中。这让她十分吃惊和气愤。

　　后来追根溯源才得知，小李和朋友去年3月份外出游玩时，朋友在小李不注意时拍摄了这组照片，事后将照片上传到个人社交平台，没想到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了。尽管朋友第一时间删除了这些照片，但这些照片还是在网络上流传开了。

　　冯晓青告诉记者，街拍照片需要区分是否将照片公开，未经公开的收藏、欣赏行为并不会产生相应法律后果，从社会层面也不会对被拍摄者产生不良影响。而照片一经公开，则要根据传播范围、影响程度等确定侵权程度。

　　赵占领说，偷拍、街拍者发在网络社交平台上的照片即便原本作为收藏之用，但如果被其他人二次传播，对被拍摄者造成不良影响的，偷拍、街拍者仍需承担侵权责任。

　　“发现被拍后，被拍摄者要求删除图片或者视频，就是在明确表达其不同意自己的肖像被公开或制作，是以私力救济的方式要求拍摄者停止侵害自身权益。拍摄者最好配合删除，否则权利人有权通过司法途径要求拍摄者承担民事责任。”段英子说。

　　那么，怎样的“随手拍”、街拍才是正确的拍摄方式呢？

　　“有些拍摄者可能有一个认识误区，觉得在公共场合拍摄或者发布的时候不营利就可以了，实际上根据法律规定，无论是拍摄还是后续的使用、发布等行为，都需要得到被拍摄者的同意，否则就有可能侵犯其肖像权。”段英子说。

　　对于未经允许的偷拍、街拍照片在网络平台上广泛传播，平台又该采取何种措施？

　　冯晓青说，发布者肯定应当承担责任，平台与发布者之间有相关协议，但协议对第三方被偷拍者无约束力，且合同具有相对性，一旦发生侵权问题，平台不能推卸责任，被偷拍者可以追究平台责任。平台赔偿之后，可以向发布者追偿。

　　“民法典较以前的民法通则而言，对肖像权等人格权已经作出了比较细致的规定。如民法通则主要强调在未经同意的情况下‘不得以营利为目的使用公民的肖像’，而民法典不再区分拍摄者的目的是否是营利，这是一种对民事主体的肖像权更为周到的保护。”段英子提醒说，拍摄也要依法而为。

　　漫画/高岳

　　（文图：赵筱尘 巫邓炎）